憤怒是人的通病，當自覺受到侵犯或是現實達不到心理預期，熊熊怒火就開始燃燒了。

    但同樣是憤怒，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徑庭的，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頓，也就解氣了，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，最后怒氣也能消散，還有些人像劉義隆和拓跋燾這種，手握大權，解決憤怒的辦法就“高明”得多。

    拓跋燾的暴脾氣一早就顯露了，相比劉義隆的不動聲色，他是個典型的直腸子，喜歡就鼎力支持，不喜歡就立即刀劍相向。

    蓋吳起義使得北魏貌似平靜的環境終于暴露出潛在的危機，這是拓跋燾絕對不想看到的。

    地方官員貪污成性，這種事瞞不過皇帝的密探，但拓跋燾既無力解決，所以只能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民眾順從他的意思，糊弄地過日子也就是了，一旦把殘酷的現實揭露出來，拓跋燾惱羞成怒之下，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來。

    所謂的農民起義，有時不能盲目定性，說是“逼上梁山”，或是“賤民就是矯情”，都不恰當，應該綜合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，既不能因為農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視其邪惡的內心，也不能無視他們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單純的欲望。

    北魏此時的大環境已然混沌不堪，雖然拓跋燾一統北方，可是相應的國家建設尤其吏治建設卻沒能跟上，而單純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。

    因此蓋吳的出現有其必然，蓋吳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機傾向，可如果北魏民眾生活愉悅，衣食無憂，也絕不會有那么多毫無關系的人群揭竿而起，跟著一個20多歲的大小伙子，冒著滅族的風險造反。

    拓跋燾受到時代的局限和固有觀念的禁錮，或許軍事成就十分可觀，其他方面就稍顯遜色，終究難望苻堅之項背。

    殺掉那些與蓋吳互通消息的人，拓跋燾怒氣仍盛，于是做出了一個影響重大的決定。

    崔浩篤信道教，厭惡佛教，從未間斷在拓跋燾跟前抨擊佛教的虛無怪誕，還浪費大量資源和財產，應該鏟除。

    除了信仰矛盾，佛教發展到這個時期，內部確實出現許多問題，至于浪費資源和財產，更是不爭的事實，所以崔浩的建議還是有一定的合理之處，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憤。

    但拓跋燾認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異己而已，擔心會惹出大麻煩，并未對佛教趕盡殺絕，雖然頒布的政策很苛刻，但佛教仍有余地。

    直到蓋吳起義的出現，讓佛教也隨之遭遇重大危機。

    拓跋燾抵達長安后，半好奇地進入了一間寺廟，于是一場禍事由此開端。

    因為皇帝的到來，侍從官員依例在寺廟進行安全檢查，結果讓所有人都驚掉了下巴，在和尚臥室竟然發現好多武器。

    拓跋燾聽到報告之后，瞬間暴跳如雷，叫道：“這豈是和尚該有的東西，一定與蓋吳勾結！”下令屠殺廟里的所有和尚，并沒收其全部財產。

    而就在抄廟時，這場大禍終于走向高潮，將士們又發現了許多釀酒的工具和州郡長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財產，數目繁多，不可勝數，更發現幾間窩藏美女的地下密室，經過詢問得知，這些美女竟還都是被偷拐來的良家女子。

    拓跋燾每聽一項報告，心里就像被電擊了一樣，接二連三的怪事在寺廟發生，拓跋燾最后已合不攏嘴，臉色異常難看。

    崔浩趁機進言，勸拓跋燾殺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，焚燒所有佛經，搗毀所有佛像。

    拓跋燾聽到這種建議，也不再感覺震驚了，為了保守起見，特別讓人先四處調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況，結果與長安的大同小異，多數都是掛羊頭賣狗rou，打著慈悲為懷的幌子，極盡齷齪之能事。

    于是長安的和尚先倒霉，全部被屠殺，佛經和佛像也被摧毀。

    拓跋燾接著下詔給平城的留守朝廷，讓留守朝廷通告全國，仿效長安模式，在國內開展滅佛運動。

    詔書上這么說道：“從前東漢的昏君，迷惑于邪惡的假神，破壞倫理綱常，自從古代以來，九州之內從沒出現過這種事！

    言語荒唐，空話連篇，不合人情，在不安定的社會中，使人眼花繚亂，受到迷惑。

    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，禮樂仁義與之敗壞，天下之大，全成廢墟。

    我繼承天命，打算鏟除虛偽，保護真主，恢復伏羲神農時的太平世界，其他的全都清掃干凈，消滅到不留一點痕跡，從今以后，膽敢仍事奉胡人神祗，塑造偶像、捏泥人、鑄銅人，全家誅殺。

    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，除了我，誰能除掉這個多少年留下來的假神！

    有關單位應通告全國各軍區、各鎮、各州，對轄區內所有佛寺、佛像、佛經，全都搗毀，所有僧侶不論老少，一律活埋坑殺。”

    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，偏偏是虔誠的佛教徒，崇信佛法，之前就一直向父親宣揚佛教的好處，但沒有半點效果，現在佛教面臨滅頂之災，也沒有力量扭轉局面，只好盡量拖延詔書頒布的時間，使國內寺廟提早得到消息，各自逃生。

    正是借著這個時間差，國內許多僧侶得以活命，部分佛像和佛經也得以保全，延續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，為將來的復興奠定了基礎。

    可是偌大的佛寺畢竟是躲不了的，更藏不下，北魏境內所有佛寺在短時間內全都被鏟平，一座未留。

    宗教信仰向來是個嚴肅而復雜的問題，不同的信仰對人造成的沖擊更是火力十足。

    對于個人而言，信仰是神圣的，但須知信仰本身其實有是非黑白之分，高低貴賤之別。

    當有了信仰，勢必冒死捍衛之，因此無論什么信仰，其實都潛伏著巨大的殺傷力。

    也正是這個緣故，在選擇信仰時，就顯得尤其鄭重。

    世間宗教多如牛毛，究竟選擇哪一個作為終生陪伴呢？

    不同宗教的教義也許有很大差別，專家給予的評價也千奇百怪，但有個最基本的標準值得深省，是否會對旁人造成傷害？

    不管引人向善還是引人向惡，只要不妨害旁人，大可肆無忌憚地信奉之。反之，可能其教義說的很冠冕堂皇，但當信奉之后，發現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，付出的代價卻是無數人的鮮血和靈魂，仍然不能掩蓋其邪教的本質。

    這是關于真正“信仰”的邏輯，其實佛教發展到北魏時期，許多問題已脫離了信仰本身，成了被別有用心之人cao控利用的工具，這也是遭到拓跋燾血腥鎮壓的根本所在。

    當然在北魏國內是有相當一部分教眾是嚴格信奉佛教教義的，所謂“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凈其意，是諸佛教”的教義，當然算得上是亂世中的一盞明燈，是諸多苦難民眾的心靈雞湯。

    如果拓跋燾是佛教徒，即便佛教內部出現問題，最后可能仍會包容，遺憾拓跋燾本就信奉道教，如今又逢敏感問題，佛教大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    相比懲jian除惡的道教，急脾氣拓跋燾當然選擇后者，何況道士還能修仙長生（理論上說）。